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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其庸:“大国学”

   

冯其庸先生

       

       如何评价冯其庸先生的学术,这是一个难题。

  冯先生是书画家,其书法被认为是“远宗二王”,在一次研讨会上,听到专家们评说冯其庸与饶宗颐的画艺,他们认为,基于多年在大西北旅行的经历,冯先生的画作意境阔达。

  冯先生是汉画像砖的研究者,他是中国汉画学会首任会长。他还是中国戏剧学会副会长,撰写的剧评甚为戏剧大家重视,袁世海先生也因此和冯先生成为至交,曾请他亲临剧场讲解历史背景与剧情设计。冯先生也研究古代戏剧,《〈精忠旗〉笺证稿》就是其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。

  冯先生是摄影家,出版过大型摄影集《瀚海劫尘》,专家予以佳评。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古代文学课程时,冯先生出版过《历代文选》和《中国文学史》,对于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等都有专门研究,他研究北宋词风,深得夏承焘先生赞同。

  当然,对于《红楼梦》,冯先生在版本、作者家世等多方面研究都卓有建树,所以,红学家的身份也最为世人所知。但红学,显然概括不了冯先生的学术人生。

  到底应该用怎样的词汇概括冯先生的学术呢?

  2005年,冯其庸先生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,他的学术研究,用任何现代学科概括都有困难,或许,只有“国学”这个词语,概括冯先生的学术人生最合适。

  用国学可以点题冯先生的学术人生,用国学也能理解冯先生的学术人生。众所周知,国学概念是在近代国运背景下为应对西学而产生的,国学因此成为国运的一个影子。艰难困苦,曲折沉痛,国运与国学的背景,就这样映照着冯其庸先生的一生。

  2005年,冯先生早已办好离休手续,谁也没有想到,中国人民大学隆重迎请他出任国学院首任院长之职。就这样,“国学”造就了他的又一次辉煌。

  一

  1924年,冯其庸出生在江苏无锡前洲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这一年的中国,在北方,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,把末代皇帝赶出故宫;在南方,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始第一次正式合作。

  饱经磨难的中国大地,继续着努力挣扎,那是一段苦难的岁月。如今已年过九旬的冯先生,每每说起母亲因无米下锅在厨房暗自抹泪的情景时,都会难以自抑地哽咽片刻。

  客厅里,高挂着刘海粟先生题写的匾额——瓜饭楼,那是冯先生的书斋名,为的是不忘早年“以瓜当饭”的艰难岁月。2012年,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冯先生著作集共33巨册,总题目就叫《瓜饭楼丛稿》。早年的苦难,为冯先生提供了巨大的人生动力,这是显而易见的。

  贫穷是一种苦难。因为上学要交学费,费尽周折借钱还债,是当时家中最纠结的焦点。幼小的冯其庸,目睹此状,曾经要求停学,但上学才有未来,家长不同意。

  冯其庸就努力帮家里劳动,田间的事,没有他不熟悉的。他常说,自己是农民出身,诗意一点,就说这是“稻香世家”。抗战时期,少年冯其庸,经历过死亡威胁和失亲之痛。他的一个姑妈,为了保护女儿,与日本人拼命,最后被日本人乱刀砍死。他的三舅,被日本人吊在树上鞭打致死。

  冯其庸与母亲闻讯赶来,刚刚把亲人从树上放下,就听说鬼子又回来了,赶紧躲藏。他被母亲藏在草垛里,听见外面鬼子的说话声,紧接着就是刺刀向草垛里刺,一次又一次。听上去鬼子好像走了,可是很快又回来了,依旧是刺刀直刺。

  直到天黑,母亲来叫,冯其庸才从草垛中爬出来。这事就是听听,也能感受到恐惧。这种事太多了,冯先生已经记不起具体的次数,但亡国奴的滋味,牢牢地记在心里。

  因为家贫,读书变得艰难,也变得奢侈。如果别人把读书当作义务,冯其庸则把读书当成享受。书给冯其庸打开了另外一扇门,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他眼前逐渐打开。

  白天下地干活,晚上挑灯夜读。在冯其庸看来,夜读便是休息。读得兴奋之处,看看外面的夜色,月光透过桂花树照到屋内,书香与花香散漫交织,他渐渐体会到了一种意境。

  冯先生到晚年,还能背得许多篇章,他说都是少年时书少,得到一本就如获至宝,拼命多读,于是成诵。想想,这反而是家贫无书的好处了。小学之后,冯其庸手里长期只有一部《三国演义》,于是一读再读,最先读故事,然后读诗词,最后连毛宗岗的评点也仔细读了。不期然,这暗合了苏轼的读书法,于是连如何写作,如何作诗也有了很大提高。

  不仅如此,从此以后冯其庸就更重视评点的阅读,读到金圣叹评点《水浒传》之后,感觉精美,于是再去求借金圣叹评点的《西厢记》。接下去再读《古诗源》《唐诗三百首》时,背诵和摹写已经颇具功夫了。

  1935年1月,何炳松等十位先生在《文化建设》杂志上发表《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》,认为作为文化的中国已经消失,今后应该努力建设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。这相当于中国文化危机的宣言书。

  然而,从冯先生的经历看,他的国学修养,不能不归功于江南之地传统文化的丰富存留。冯先生总是说当年书少,读不够,他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史记精华录》《三藏法师传》都是小学之后、初中之前。有一次,二哥帮他一次性从苏州买来史震林的《西青散记》、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梦寻》《琅嬛文集》,还有叶绍袁、叶小鸾、沈宜修等人的作品。

  有一个朋友,家里富有图书但不爱读,随手送冯其庸两册,一部是王士禛的《古诗笺》,一部是袁昶的《安般簃诗续钞》。说实话,今天的中文系大学生的阅读书目,也未必有这么多,但冯先生当年还是一名小学毕业生。我们不得不承认,江南的国学氛围之浓厚,在当时的中国,绝对是一流的。经济虽然贫困,但文化环境却是富饶的。

  追问冯先生的国学修为,早年的这些经历是不能忽略的。

  冯先生的戏剧爱好和修养,也离不开乡土的气息。秋天的时候,无锡各地都保存着社戏的传统,每当西瓜成熟时,各地的社戏也正式开锣,有的地方大戏二天,有的三天,甚至还有一种“双台”方式,两出戏同时上演,观众同时为两个演出喝彩。这是乡村生活的一个高潮,也为冯先生的戏剧爱好和后来的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。

  冯先生到了17岁才算上了初中,是一个半工半读的“青城中学”,就位于前洲镇。

  当时正值抗战的艰苦时期,各行各业举步维艰。一个以演昆剧著称的苏昆剧团,此时来到前洲镇演出,仅仅为挣口饭吃,因为有位乡绅愿意保证最基本的演出费用。包括冯其庸在内的一帮学生,不用买票就可以入场听戏,这成为他们的节日。

  剧团在前洲镇演出了很长时间,冯其庸与一些演员渐渐熟络起来,如王传淞、周传瑛、张娴等,后来都成为昆曲名角。冯先生则与他们保持了终生的友谊。

  冯先生的书画爱好和最初训练,也要从早年的经历说起。1942年,他考入省立无锡工业专科学校,因为对纺织印染专业没有兴趣,所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语文课和图画课之中,乐此不疲。

  此前,冯其庸已经有了一定的书画临摹经验,现在又有了老师指导,进步飞快。一本《芥子园画谱》,不知道被他临摹了多少遍,头脑里,不是花鸟就是书法字体。有一次与朋友去公园,偶遇大画家诸健秋。诸健秋看了冯其庸的扇面,决定让他作为自己的不拜师弟子。

  从此,冯先生常常入室观诸先生作画,或听诸先生分析各家作品的得失。诸健秋的一句话让冯先生受用终生,对于书画学习,“看就是学”。

  这个时期,也是冯先生痴迷诗词创作的季节。恰好,他的语文老师张潮象和诸健秋领导着一个诗社——湖山诗社,张先生便邀请他参与进来。冯先生的入社诗是写东林书院的,很能表达年轻学子的爱国之心——

  东林剩有草纵横,海内何人续旧盟。今日湖山重结社,振兴绝学仗先生。

  此时的中国正值灾难深重,但在无锡这个小小的角落里,因缘地方传统文化的浓郁氛围,冯先生的国学基础,正在逐渐牢固。

  1943年夏天,还是因为学费,冯其庸再次失学。先是回乡务农,后来以教书为业。但读书写作,已经成为其日常功课,是他每天的精神愉悦,冯先生的国学素养,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,“饥一顿饱一顿”地持续修炼着。

  2012年,为了鼓励后人,无锡前洲镇修建了冯其庸学术馆,以此表彰他的学术成就。

  二

  1945年,冯其庸的人生跟着中国,进入了一个新时期。抗战胜利,日本投降,一切都该恢复正轨了。这一年的下半年,他一边在一所小学教书,一边在刚刚复校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读书。但这个过程不到二个月,冯先生再次失学,因为美专搬到苏州去了,他没有学费跟到苏州。

  贫穷让冯其庸失去了一个当职业画家的机会,却让他迎来了无锡国专系统的国学教育。

  1946年初,冯其庸入学无锡国专。

  此前的国学训练,对于进入无锡国专的冯其庸而言,仅仅是打下一定基础而已,而无锡国专的训练,不仅称得上是学术性的,而且算得上是中国顶级的。彼时的国学教育,就大学阶段而言,因为缺乏整体设计,所以各所学校皆因拥有自主性而各具特色。如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国学门,从1925年到1929年,仅仅坚持了四年,而且“国学门”这三个字远不如“四大导师”的名声响亮。

  无锡国专,从1920年开始筹办,转年正式招生,一直坚持到1949年。在当时西风劲吹的大环境下,无锡国专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教育上,几乎是一枝独秀。

  无锡国专的国学教育,最强调经典教育,即使接受当时教育部建议后,依然是通识课与经典课并重。比如,《国学概论》《文字学》《文学史》《中国文化史》《版本目录学》《中国哲学史》《哲学概论》《西洋文学史》《中国韵文选》《音韵学》等,都是通识课,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文史通义》《荀子》《王荆公文》《毛诗》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礼记》《史通》《老子》《昭明文选》《韩昌黎文》《钟嵘诗品》《吕氏春秋》《韩非子》《尚书》《周易》《尔雅》《汉书》《楚辞》等都是选修课。此外还有各类专题学术讲座。

  冯先生至今清晰记得朱东润先生开设的《史记》课和“杜甫专题”,朱先生会朗诵,声情并茂,引人入胜,然后备引诸家观点,在仔细对比评论后,得出自己结论。正确的学问方法,很自然引得学生登堂入室。老师们的学问高度,让冯其庸领略到了学问的魅力。冯振心先生开设的《说文解字》课,让他看到了学问的深奥,看到老学者的深厚与精良。

  如今,关于每个老师的绝活,冯先生仍然能够一一道来,语气中透露出感佩和幸福。有一次,钱穆来国专讲学,告诉学子要从大处着眼,称作“我见其大”,这让冯先生特感震撼。冯先生一生都与无锡国专的师友保持着密切的来往,如王蘧常、钱仲联、夏承焘、饶宗颐等。

  冯先生在无锡国专时期,最重要的思想升华是国家观念的成长,他开始参与学生活动,**地下党组织认定为进步青年。想想冯先生的苦出身,政治上的这种选择具有必然性。参加学生活动,抗议当局,是他国专时代的重要内容之一,当然,国专学运其实也是全国学运的一部分。唐文治校长反对空谈,但积极支持学生,在老一代学人之中,确实开明,也深获学生爱戴。

  1949年,作为中学教师的冯先生**地下党派去迎接解放军渡江,然后参军。本来计划继续南下,后来为了巩固解放区,党组织要他留下,于是,冯先生在无锡女中担任教师。一直到1954年,他被调到中国人民大学。

  中国人民大学来自延安,“老革命”特别多。冯先生说,在人大,连看大门的都是老红军出身。一个江南才子,就在这里投入到了火热的新生活之中。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的成绩,都从这里起步,所有的磨难,都在这里发生。

  1986年,冯先生的工作关系正式调离中国人民大学,但他始终满怀着一颗人大之心。

  在所有的运动冲击过后,冯先生留下了累累硕果。《瓜饭楼丛稿》分作三个部分,《冯其庸文集》共十六卷,《冯其庸辑校集》共七卷,《冯其庸评批集》共十卷,丛稿共三十三卷。另外,还有《瓜饭楼外集》十五卷已经提交商务印书馆。

  其实,冯先生的学术创作,文学一直是他的主攻方向,然而早年打下的国学基础,尤其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,文学的范畴似乎过于狭窄。尤其是,他的许多国学之思,在后来的新学科中,无处投放。直到2005年,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成立国学院,校领导亲自登门,盛情邀请已经离休十年的冯先生出山。

  冯先生一生的国学积累,终于找到了安身之所,80多岁的老人,忽然再次焕发出了国学青春。

  作为首任院长,冯其庸先生为人大国学院设计了最基本的规范。国学院的课程体系来自冯先生的建议,在此之前,学校多次邀请专家研讨,一直莫衷一是。原因很简单,专家自己就没有受过国学教育,完全没有经验。现在看冯先生的课程设置,其实就是无锡国专体系的活用。看看上文的课程名单,差不多都在国学院的课程之中。

  2008年,国学院成立三周年之际,冯先生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《大国学即新国学》,为国学院的理念正名,这说明冯先生的国学理念是与时俱进的。冯先生当初倡导三个办学特色,至今都在国学院施行,一是导师制,加强师生的联系;二是游学制,读万卷书行万里路,培养扎实学风;三是办国学论坛,领略大师风采,博采众家之长。

  冯先生的国学情怀,终于在人大国学院找到了托付,对于国学的未来,冯先生充满信心。人大每月给冯先生发放一定数额的津贴,在冯先生离职三年之后,悉数还给了国学院,为学生设立奖学金,自己分文未取。他把自己一部分重要图书,捐献给国学院,希望同学认真研究国学,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。

  在冯先生看来,一个人的学术成绩永远是有限的,教育的希望才是无限的,孔子说,后生可畏,那就是国学的希望,中国文化的希望。这是学者的情怀,也是教育家特有的情怀。

  

      孟宪实,1962年出生于黑龙江省讷河市,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,专业方向为隋唐历史、敦煌吐鲁番学,出版专著《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》《敦煌民间结社研究》等。1995年跟随冯其庸进行环塔里木盆地的考察,2005年与冯其庸一起深入罗布泊,考察古楼兰城和丝绸之路。在冯其庸任国学院院长期间,担任院长助理一职。

文章来源:《光明日报》( 2017年01月04日 16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