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。今年4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到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，人民大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因。社会与人口学院老年学教研室，也始终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做好科学研究，坚定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为党育人，为国育才。这种精神始于一位“零零”后——我国人口学和老年学的开拓者——百岁高龄的邬沧萍先生。

邬老是教研室的宝贝，更是所有后辈学者的楷模。1951年，新中国百废待兴，邬老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，回国参加建设，成为共和国最早的“海归”之一。对于当年回国的决定，邬老是这样说的：“我本来就没想在美国久留，所以当时我就考虑，要回国工作，要做对中国有用的，所以我就要选最合适的，第二个专业就选了统计学。”

七十年来，邬老一直在做“对中国有用”的事儿，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，极具前瞻性地开展人口学和老年学研究。这种报效祖国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精神，影响一批后来者，也包括我。

记得十几年前邬老师跟我的一次谈话。当时我刚到人大工作不久，邬老让我参加《社会老年学》的编写工作，负责老年心理这一章。我根据早年间接受的训练，书稿通篇介绍的都是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成果，心想着邬老师是老海归，也一定会喜欢这种风格。书稿上交不久，邬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满心欢喜期待着邬爷爷夸奖。没想到，他给我泼了一大盆冷水：“小唐啊，书稿写得不错。但是啊，我们要写的是中国老年学的教材，一定要有中国特色。”我很不服气：“老年心理学就是西方做得好啊，国内的研究都是重复国外的，有什么可写的呢？”邬老呵呵一笑：“西方的理论是基于西方的社会实践提出来的，但中西方有巨大区别。西方强调个人主义，但中国强调集体主义；西方有严重的老年歧视，但中国有悠久的尊老传统。在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上，必须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，有所取舍，区别对待。”邬老师跟我煲了快1个小时的电话粥，那些话听得我心服口服。从此，我明白了，研究老年学，最终是要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，是要增进中国老年人福祉，所有的研究都必须立足中国实际，解决中国问题。邬老师教会我的不仅是研究思路，更是一个中国学者要扎根中国的使命！

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，老年学比过去得到了更多关注，但依然是个冷门。邬老师的执着带动了教研室的老师们，我们一直甘坐冷板凳、直面真问题，持续开展研究，把对老年学研究的情怀和热爱传递给青年学生们。我们带着学生走遍了大江南北，在祖国各地的农村和社区留下我们师生的脚印。在实地调研过程中，同学们不仅学会了相应的知识和方法，更懂得了新时代青年应该心系“国家事”、肩扛“国家责”！

记得一个从其他专业调剂到老年学的硕士生小王，刚入学时特别不情愿，上课总低着头看书。原来，他一心想跨专业考博士。了解这个情况后，我鼓励他多参与课题，希望他能通过调研实践来体会老年学的魅力和意义。我带他到山东泰安参加了对留守老人的调研，又带他逐字逐句修改调研报告，调研报告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肯定，还把我们的一些对策建议直接在村里实施了。这件事让小王深有感触，他跟我说：“唐老师，我一直以为老年学就是研究和分析一些政策文件，从没有想到会扎到村里跟老人直接面对面，感受他们的疾苦，更没想到我们的研究还能帮助老人解决实际问题。老年学研究太有必要，太有意思了！”小王后来考取了老年学的博士研究生，毕业后到了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工作，专门从事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研究。到现在，我们教研室培养了约两百名硕博士研究生，为繁荣发展中国老龄科学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、做好“经师”，又涵养德行、成为“人师”。“经师”和“人师”的统一，正是邬老师终身践行的教育理念，也是我们教研室代代传承，不断为之奋斗的方向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要继续扎根中国大地，做好老龄研究，将红色基因一代一代传承下去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