冯其庸：“大国学”

   

冯其庸先生

       

       如何评价冯其庸先生的学术，这是一个难题。

　　冯先生是书画家，其书法被认为是“远宗二王”，在一次研讨会上，听到专家们评说冯其庸与饶宗颐的画艺，他们认为，基于多年在大西北旅行的经历，冯先生的画作意境阔达。

　　冯先生是汉画像砖的研究者，他是中国汉画学会首任会长。他还是中国戏剧学会副会长，撰写的剧评甚为戏剧大家重视，袁世海先生也因此和冯先生成为至交，曾请他亲临剧场讲解历史背景与剧情设计。冯先生也研究古代戏剧，《〈精忠旗〉笺证稿》就是其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。

　　冯先生是摄影家，出版过大型摄影集《瀚海劫尘》，专家予以佳评。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古代文学课程时，冯先生出版过《历代文选》和《中国文学史》，对于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等都有专门研究，他研究北宋词风，深得夏承焘先生赞同。

　　当然，对于《红楼梦》，冯先生在版本、作者家世等多方面研究都卓有建树，所以，红学家的身份也最为世人所知。但红学，显然概括不了冯先生的学术人生。

　　到底应该用怎样的词汇概括冯先生的学术呢？

　　2005年，冯其庸先生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，他的学术研究，用任何现代学科概括都有困难，或许，只有“国学”这个词语，概括冯先生的学术人生最合适。

　　用国学可以点题冯先生的学术人生，用国学也能理解冯先生的学术人生。众所周知，国学概念是在近代国运背景下为应对西学而产生的，国学因此成为国运的一个影子。艰难困苦，曲折沉痛，国运与国学的背景，就这样映照着冯其庸先生的一生。

　　2005年，冯先生早已办好离休手续，谁也没有想到，中国人民大学隆重迎请他出任国学院首任院长之职。就这样，“国学”造就了他的又一次辉煌。

　　一

　　1924年，冯其庸出生在江苏无锡前洲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这一年的中国，在北方，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，把末代皇帝赶出故宫；在南方，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始第一次正式合作。

　　饱经磨难的中国大地，继续着努力挣扎，那是一段苦难的岁月。如今已年过九旬的冯先生，每每说起母亲因无米下锅在厨房暗自抹泪的情景时，都会难以自抑地哽咽片刻。

　　客厅里，高挂着刘海粟先生题写的匾额——瓜饭楼，那是冯先生的书斋名，为的是不忘早年“以瓜当饭”的艰难岁月。2012年，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冯先生著作集共33巨册，总题目就叫《瓜饭楼丛稿》。早年的苦难，为冯先生提供了巨大的人生动力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

　　贫穷是一种苦难。因为上学要交学费，费尽周折借钱还债，是当时家中最纠结的焦点。幼小的冯其庸，目睹此状，曾经要求停学，但上学才有未来，家长不同意。

　　冯其庸就努力帮家里劳动，田间的事，没有他不熟悉的。他常说，自己是农民出身，诗意一点，就说这是“稻香世家”。抗战时期，少年冯其庸，经历过死亡威胁和失亲之痛。他的一个姑妈，为了保护女儿，与日本人拼命，最后被日本人乱刀砍死。他的三舅，被日本人吊在树上鞭打致死。

　　冯其庸与母亲闻讯赶来，刚刚把亲人从树上放下，就听说鬼子又回来了，赶紧躲藏。他被母亲藏在草垛里，听见外面鬼子的说话声，紧接着就是刺刀向草垛里刺，一次又一次。听上去鬼子好像走了，可是很快又回来了，依旧是刺刀直刺。

　　直到天黑，母亲来叫，冯其庸才从草垛中爬出来。这事就是听听，也能感受到恐惧。这种事太多了，冯先生已经记不起具体的次数，但亡国奴的滋味，牢牢地记在心里。

　　因为家贫，读书变得艰难，也变得奢侈。如果别人把读书当作义务，冯其庸则把读书当成享受。书给冯其庸打开了另外一扇门，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他眼前逐渐打开。

　　白天下地干活，晚上挑灯夜读。在冯其庸看来，夜读便是休息。读得兴奋之处，看看外面的夜色，月光透过桂花树照到屋内，书香与花香散漫交织，他渐渐体会到了一种意境。

　　冯先生到晚年，还能背得许多篇章，他说都是少年时书少，得到一本就如获至宝，拼命多读，于是成诵。想想，这反而是家贫无书的好处了。小学之后，冯其庸手里长期只有一部《三国演义》，于是一读再读，最先读故事，然后读诗词，最后连毛宗岗的评点也仔细读了。不期然，这暗合了苏轼的读书法，于是连如何写作，如何作诗也有了很大提高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从此以后冯其庸就更重视评点的阅读，读到金圣叹评点《水浒传》之后，感觉精美，于是再去求借金圣叹评点的《西厢记》。接下去再读《古诗源》《唐诗三百首》时，背诵和摹写已经颇具功夫了。

　　1935年1月，何炳松等十位先生在《文化建设》杂志上发表《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》，认为作为文化的中国已经消失，今后应该努力建设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。这相当于中国文化危机的宣言书。

　　然而，从冯先生的经历看，他的国学修养，不能不归功于江南之地传统文化的丰富存留。冯先生总是说当年书少，读不够，他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史记精华录》《三藏法师传》都是小学之后、初中之前。有一次，二哥帮他一次性从苏州买来史震林的《西青散记》、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梦寻》《琅嬛文集》，还有叶绍袁、叶小鸾、沈宜修等人的作品。

　　有一个朋友，家里富有图书但不爱读，随手送冯其庸两册，一部是王士禛的《古诗笺》，一部是袁昶的《安般簃诗续钞》。说实话，今天的中文系大学生的阅读书目，也未必有这么多，但冯先生当年还是一名小学毕业生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江南的国学氛围之浓厚，在当时的中国，绝对是一流的。经济虽然贫困，但文化环境却是富饶的。

　　追问冯先生的国学修为，早年的这些经历是不能忽略的。

　　冯先生的戏剧爱好和修养，也离不开乡土的气息。秋天的时候，无锡各地都保存着社戏的传统，每当西瓜成熟时，各地的社戏也正式开锣，有的地方大戏二天，有的三天，甚至还有一种“双台”方式，两出戏同时上演，观众同时为两个演出喝彩。这是乡村生活的一个高潮，也为冯先生的戏剧爱好和后来的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。

　　冯先生到了17岁才算上了初中，是一个半工半读的“青城中学”，就位于前洲镇。

　　当时正值抗战的艰苦时期，各行各业举步维艰。一个以演昆剧著称的苏昆剧团，此时来到前洲镇演出，仅仅为挣口饭吃，因为有位乡绅愿意保证最基本的演出费用。包括冯其庸在内的一帮学生，不用买票就可以入场听戏，这成为他们的节日。

　　剧团在前洲镇演出了很长时间，冯其庸与一些演员渐渐熟络起来，如王传淞、周传瑛、张娴等，后来都成为昆曲名角。冯先生则与他们保持了终生的友谊。

　　冯先生的书画爱好和最初训练，也要从早年的经历说起。1942年，他考入省立无锡工业专科学校，因为对纺织印染专业没有兴趣，所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语文课和图画课之中，乐此不疲。

　　此前，冯其庸已经有了一定的书画临摹经验，现在又有了老师指导，进步飞快。一本《芥子园画谱》，不知道被他临摹了多少遍，头脑里，不是花鸟就是书法字体。有一次与朋友去公园，偶遇大画家诸健秋。诸健秋看了冯其庸的扇面，决定让他作为自己的不拜师弟子。

　　从此，冯先生常常入室观诸先生作画，或听诸先生分析各家作品的得失。诸健秋的一句话让冯先生受用终生，对于书画学习，“看就是学”。

　　这个时期，也是冯先生痴迷诗词创作的季节。恰好，他的语文老师张潮象和诸健秋领导着一个诗社——湖山诗社，张先生便邀请他参与进来。冯先生的入社诗是写东林书院的，很能表达年轻学子的爱国之心——

　　东林剩有草纵横，海内何人续旧盟。今日湖山重结社，振兴绝学仗先生。

　　此时的中国正值灾难深重，但在无锡这个小小的角落里，因缘地方传统文化的浓郁氛围，冯先生的国学基础，正在逐渐牢固。

　　1943年夏天，还是因为学费，冯其庸再次失学。先是回乡务农，后来以教书为业。但读书写作，已经成为其日常功课，是他每天的精神愉悦，冯先生的国学素养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，“饥一顿饱一顿”地持续修炼着。

　　2012年，为了鼓励后人，无锡前洲镇修建了冯其庸学术馆，以此表彰他的学术成就。

　　二

　　1945年，冯其庸的人生跟着中国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。抗战胜利，日本投降，一切都该恢复正轨了。这一年的下半年，他一边在一所小学教书，一边在刚刚复校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读书。但这个过程不到二个月，冯先生再次失学，因为美专搬到苏州去了，他没有学费跟到苏州。

　　贫穷让冯其庸失去了一个当职业画家的机会，却让他迎来了无锡国专系统的国学教育。

　　1946年初，冯其庸入学无锡国专。

　　此前的国学训练，对于进入无锡国专的冯其庸而言，仅仅是打下一定基础而已，而无锡国专的训练，不仅称得上是学术性的，而且算得上是中国顶级的。彼时的国学教育，就大学阶段而言，因为缺乏整体设计，所以各所学校皆因拥有自主性而各具特色。如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国学门，从1925年到1929年，仅仅坚持了四年，而且“国学门”这三个字远不如“四大导师”的名声响亮。

　　无锡国专，从1920年开始筹办，转年正式招生，一直坚持到1949年。在当时西风劲吹的大环境下，无锡国专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教育上，几乎是一枝独秀。

　　无锡国专的国学教育，最强调经典教育，即使接受当时教育部建议后，依然是通识课与经典课并重。比如，《国学概论》《文字学》《文学史》《中国文化史》《版本目录学》《中国哲学史》《哲学概论》《西洋文学史》《中国韵文选》《音韵学》等，都是通识课，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文史通义》《荀子》《王荆公文》《毛诗》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礼记》《史通》《老子》《昭明文选》《韩昌黎文》《钟嵘诗品》《吕氏春秋》《韩非子》《尚书》《周易》《尔雅》《汉书》《楚辞》等都是选修课。此外还有各类专题学术讲座。

　　冯先生至今清晰记得朱东润先生开设的《史记》课和“杜甫专题”，朱先生会朗诵，声情并茂，引人入胜，然后备引诸家观点，在仔细对比评论后，得出自己结论。正确的学问方法，很自然引得学生登堂入室。老师们的学问高度，让冯其庸领略到了学问的魅力。冯振心先生开设的《说文解字》课，让他看到了学问的深奥，看到老学者的深厚与精良。

　　如今，关于每个老师的绝活，冯先生仍然能够一一道来，语气中透露出感佩和幸福。有一次，钱穆来国专讲学，告诉学子要从大处着眼，称作“我见其大”，这让冯先生特感震撼。冯先生一生都与无锡国专的师友保持着密切的来往，如王蘧常、钱仲联、夏承焘、饶宗颐等。

　　冯先生在无锡国专时期，最重要的思想升华是国家观念的成长，他开始参与学生活动，**地下党组织认定为进步青年。想想冯先生的苦出身，政治上的这种选择具有必然性。参加学生活动，抗议当局，是他国专时代的重要内容之一，当然，国专学运其实也是全国学运的一部分。唐文治校长反对空谈，但积极支持学生，在老一代学人之中，确实开明，也深获学生爱戴。

　　1949年，作为中学教师的冯先生**地下党派去迎接解放军渡江，然后参军。本来计划继续南下，后来为了巩固解放区，党组织要他留下，于是，冯先生在无锡女中担任教师。一直到1954年，他被调到中国人民大学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来自延安，“老革命”特别多。冯先生说，在人大，连看大门的都是老红军出身。一个江南才子，就在这里投入到了火热的新生活之中。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的成绩，都从这里起步，所有的磨难，都在这里发生。

　　1986年，冯先生的工作关系正式调离中国人民大学，但他始终满怀着一颗人大之心。

　　在所有的运动冲击过后，冯先生留下了累累硕果。《瓜饭楼丛稿》分作三个部分，《冯其庸文集》共十六卷，《冯其庸辑校集》共七卷，《冯其庸评批集》共十卷，丛稿共三十三卷。另外，还有《瓜饭楼外集》十五卷已经提交商务印书馆。

　　其实，冯先生的学术创作，文学一直是他的主攻方向，然而早年打下的国学基础，尤其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，文学的范畴似乎过于狭窄。尤其是，他的许多国学之思，在后来的新学科中，无处投放。直到2005年，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成立国学院，校领导亲自登门，盛情邀请已经离休十年的冯先生出山。

　　冯先生一生的国学积累，终于找到了安身之所，80多岁的老人，忽然再次焕发出了国学青春。

　　作为首任院长，冯其庸先生为人大国学院设计了最基本的规范。国学院的课程体系来自冯先生的建议，在此之前，学校多次邀请专家研讨，一直莫衷一是。原因很简单，专家自己就没有受过国学教育，完全没有经验。现在看冯先生的课程设置，其实就是无锡国专体系的活用。看看上文的课程名单，差不多都在国学院的课程之中。

　　2008年，国学院成立三周年之际，冯先生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《大国学即新国学》，为国学院的理念正名，这说明冯先生的国学理念是与时俱进的。冯先生当初倡导三个办学特色，至今都在国学院施行，一是导师制，加强师生的联系；二是游学制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，培养扎实学风；三是办国学论坛，领略大师风采，博采众家之长。

　　冯先生的国学情怀，终于在人大国学院找到了托付，对于国学的未来，冯先生充满信心。人大每月给冯先生发放一定数额的津贴，在冯先生离职三年之后，悉数还给了国学院，为学生设立奖学金，自己分文未取。他把自己一部分重要图书，捐献给国学院，希望同学认真研究国学，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。

　　在冯先生看来，一个人的学术成绩永远是有限的，教育的希望才是无限的，孔子说，后生可畏，那就是国学的希望，中国文化的希望。这是学者的情怀，也是教育家特有的情怀。

　　

      孟宪实,1962年出生于黑龙江省讷河市，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,专业方向为隋唐历史、敦煌吐鲁番学，出版专著《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》《敦煌民间结社研究》等。1995年跟随冯其庸进行环塔里木盆地的考察，2005年与冯其庸一起深入罗布泊，考察古楼兰城和丝绸之路。在冯其庸任国学院院长期间，担任院长助理一职。

文章来源：《光明日报》（ 2017年01月04日 16版）